办驾校遭遇指标尴尬，简政放权不容易！

    办驾校遭遇指标尴尬，简政放权不容易！

　　2014年8月，江苏省发布《江苏省工商登记前置改后置审批事项目录（第一批）》，其中“机动车驾驶员培训”由前置审批改为后置审批。国务院2014年11月发布的“先照后证”的审批调整清单中，也把驾校列入其中。为此，一直想办驾校的宜兴市民金峰迅速租下数十亩土地，并且雇人做了土地平整。但当他拿着工商营业执照去交通部门办许可证时，却遭到了拒绝，宜兴2014年没有新增驾校的指标；2015年全市也只有一个办驾校的“指标”。

　　简政放权推出“先照后证”，本意是为扫清审批壁垒，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中作用，激发市场活力，但江苏宜兴金峰满腔热情办驾校却遇到“指标”限制的尴尬，以无比冷酷事实告诉公众，简政放权没那么容易，至少与社会期望有很大的差距。如果办驾校继续受“指标”限制，那么金峰办驾校砸进去数十万元可能打水漂。

　　看起来，驾校控制指标有现实道理：毕竟，办驾校占用一定土地资源，也要考虑驾培实际，如果不加以控制，形成恶性循环，恐会扰乱市场。基于此，地方政府确实应对驾校的基本资质条件、安全等进行监管，但不应搞数量管控，像报道中指出的，只允许那些交通局下属企业之类的办，不准民间资本进入。

　　可现实中，所谓的以严格审批为名的“配额制”，就形成了这样的“看人下菜碟”的筛选作用：一方面，部分交通系统公职人员及退休官员参与办驾校，如宜兴市交通局原局长顾柏生任民办驾校——神州驾校法人代表；另一方面，与交通事业关系密切的国家机关、国有企业也出现在驾校名单中。

　　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。交通系统的官员办驾校，国家机关和国企参股驾校，皆因办驾校利益可观——毛利高达60%。据媒体报道，安徽的上市公司亚夏汽车，2013年驾培业务毛利率为51%。在利益可观的驾校市场上，只有国家机关、国企和有官员背景的民资可以进入，对于其他民资的进入则实行“指标”控制，或者设立等级等较高的准入门槛，甚至驾校协会也“建言”政府不宜批准新驾校，这种背离市场调节规律的准入机制，显然不合时宜，也容易使人怀疑这是非正常的利益博弈手段，目的就是制造“赢者通吃”的格局。

　　都“先照后证”了，办驾校还搞配额制，这本质上就是简政放权遇到了“中梗阻”。这也提醒有关上级部门，真正放活市场，当割掉“计划经济”的最后一点尾巴，捅破“潜规则”。在办驾校问题上，必须防止少数人凭借权力制造行政垄断，独吞利益，到头来，驾校服务质量难以改善，也成寻租的滋生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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